中国头顶上的毛泽东之剑

中国头顶上的毛泽东之剑 （节选作者：王*力*雄）

从整合社会的角度，意识形态的效果远远超过权力、法律、金钱、强力那些有形力量。那些力量无论怎样"加大力度"，也难免遗漏，防不胜防，意识形态却可以让全社会自觉服从和"奉献"。对执政集团而言，意识形态除了提供其统治合法性，还有凝聚队伍、驾御精英、教化民众和裁判异端的功能。完成这些功能，意识形态本身是否体系完整具有首要作用。

毛泽东时代，中国意识形态达到登峰造极地步。那时代的中国人匪夷所思地变成了一个思想，并非全是后来所说中国人没有独立人格，在相当程度上，也是由于毛泽东意识形态体系之完整，以及由那完整而生出的魔力。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意识形态成了虚假的同义词，功能方面也被认为毫无用处，仅仅是虚伪宣传或空头招牌。然而对中国这样一个经历过彻底意识形态化的社会，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是挥之不去的，即便想与它告别，它也可能自己找上门来。

　　　　　　　　　　　一、完整的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不是个有深奥理论的人，但他把自己形容为"马克思加秦始皇"，却比大部分理论都准确。简单说，马克思就是经济公有制，秦始皇就是高度的政治专制。看上去，一东一西且相差两千多年的秦始皇和马克思似乎无法相加，然而二者却一度在中国结合得天衣无缝。

公有制经济是专制政治的最有力基础。但凡经过那时代的人对此都会深有体会，所有人皆一无所有，最基本的生存需求皆来自权力所赐。达到那种程度的权力，历史上一切权力都望尘莫及。

把延续了几千年的私有制转变成公有制，需要讲出道理。马克思把人类历史解释为剥削阶级剥夺劳苦大众的阶级斗争史，私有制是维护那种剥夺的制度，因此改变不公正的社会，唯有把私有制变成公有制。

马克思是从理性和逻辑中推出其理论的，而毛泽东在那种以西方理性推导出的理论背后，还看到了存在于冥冥中的"天道"。"天道"是中国传统政治中最根本的合法性来源。有"天道"支持，就是不可质疑和不容竞争的。在人类理性昌明的二十世纪，"天道"不能再从古代迷信中去找，不能再是神灵、龙或宿命一类东西，具有浓厚科学色彩并得到世界性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恰好提供了新的来源。

马克思主义展示的人类未来前景，是一个消灭了一切剥削阶级、人民彻底解放的美好社会，那是一个有如宗教之天堂的社会。马克思以其理论雄辩地论证了那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不可抗拒；同时论证了近代产业工人是带领劳苦大众通过阶级斗争实现那天堂社会的领导阶级，而共产党则被定义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即"领导阶级"的领导，也就是"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最高代表.

不难发现，这个"历史发展规律"与中国传统的"天道"何其相象，加上"先锋队"之意象，可以轻易地完成"天道"的现代化包装——"先锋队"代表"先进阶级"，继而代表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先锋队"则必然应该成为中国的领导者，而"先锋队"的领袖，也就无条件地成了全民之"救星"。

为符合这种"天道"，尽管出身农民的毛领导的阶级斗争更像是农民起义，他却言必称是无产阶级革命，把以农民成员为绝大多数的中共称为工人阶级政党，并且终生都以不屑"农民习气"和"小农思想"自居。革命后的中国曾长期以阶级血统划分人群，亦是源自西方理性的阶级斗争学说变成中国式宿命论的典型例证。毛泽东善于用中国圣贤的大同理想描述共产主义，把马克思的艰深理论简化为杀富济贫的造反故事，灵活地把西方科学与中国民间思想通俗结合，加上运用意识形态的动员能力，使他领导中国革命赢得了中国大多数人民的拥戴，最终夺取了江山。

毛泽东具有双重性。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既是他动员民众以及确立自身合法性的工具,也是他的信仰。他确信"天降大任"于他，要他把人类带进那个天堂。他先把中国变成一个几乎没有任何私人财产的社会。全部经济都属于国家，当然也就不需要市场，计划就成了必然。这在逻辑上是清楚的。公有制加计划经济，给了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以双倍伟力，使他能够进一步随心所欲地改造中国社会。

在他的意识形态中，"私"是万恶之源。他认定人类社会的彻底改造须是化私为公。实现经济公有制只是这个历程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消灭人头脑中的"私"——这也是公有制经济所需要的，没有为公的意识和奉献之心，只关心一己私利的人怎么可能在公有经济中努力劳动？毛泽东在他的乌托邦式社会实践中痛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他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在人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其"抓革命，促生产"的纲领，正是这种思路的写照。

他极其警惕并痛恨任何想使人民从通向无私之路后退的企图。他熟知人性之劣根，向建立"公"意识的每一点进展都需要付出巨大代价，而每一点松动却可能导致相反的一泻千里，前功尽弃。在他看来，与他一块夺取权力的那些战友在这方面多是鼠目寸光，只看到就眼前经济而言，利用人"私"的一面将会产生高得多的效率，然而那正是他认为应该被消灭的一面。从这个角度，"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并不荒谬。一时的物质所得不过是蝇头小利，怎么能为这点小利失掉建立一个人类新世界的伟大理想！任何统治者都能治国，他要的是从根上改造人性，那才是真正的历史伟人之所为。为此，他不能容忍打下天下后稳稳当当坐天下的庸人思路，这是他同一块打天下的那些战友之根本立场的不同。

毛泽东自言他一生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把蒋介石赶到那个海岛上去"，不过是"王朝周期"的重复；第二件——"文化大革命"才是最能体现他的意识形态之独特之处。文化大革命的核心被概括为"斗私批修"。"斗私"指的是改造每个人乃至全体人民的人性，"用无产阶级思想战胜利己主义"；"批修"则是针对他以往的战友和部下。在他眼中，他们已经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搞的一套（三自一包、物质刺激……）总是围绕着"私"字打转，那正是修正主义背叛共产主义理想的根本所在。何况他们自己的"私"也在日益膨胀，正在蜕化为脱离群众、享受特权的官僚老爷。毛泽东晚期的惊人之语——"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阐述的就是这样一个判断。

在毛泽东思想中，群众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一直自命为代表底层人民和多数群众。在他的一贯话语中，给了群众极高的地位。这是他的"天道"逻辑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人民至上，他代表人民，因此他就是最神圣的。但是在这种合法性中，也存在一种交换，即必须时刻高举"为人民服务"之旗，否则从何代表人民？"先锋队"的"天道"逻辑也就没有立足基础，包括不能解释公有制即是全民所有的逻辑。毛泽东正是这样要求他的下属的，他让"为人民服务"五个字成为共产党人挂在嘴边几十年的口头禅和他的国务院总理戴在胸前的座右铭，从而使它直到今日仍然是检验共产党合法性的公认标准，群众至上与群众天然正确，几乎成了不言而喻的公理，而对群众利益的任何忽视都被视为严重犯罪。

在忠于人民利益方面，毛泽东并不相信他的执政集团。他宁愿认为这世界只是他一个人在带领亿万人民走向美好的彼岸，其他人都会在获得权力后陷入腐败。然而在现实中，他又离不开一个从事社会日常管理的行政集团。这使他对那集团有一种无奈——那是夹在他和人民之间的、热中特权并随时可能变质腐败的庞大既得利益集团，他深知靠他一个人的眼睛看管不住他们，因此他必须寻找一种方式，能够让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监督和制约，形成以多制少的局面。才是打破官官相互、真正防止腐败的保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做了许多努力和尝试，深入地分析他执政后的所作所为，这实在是一条最深层的贯穿脉络。

归纳和总结他的尝试，他最终企图建立这样一种结构解决他对执政集团的担忧：高高在上的他只需要提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指导思想，将其通过现代意识形态手段普及给下层广大群众，转变为群众手中的"思想武器"，再以群众作为他的思想之运用者，按照他的理念对夹在他和人民之间的官僚集团进行监督和制约，最终达到防止权力集团背叛和腐败的目的。

文化大革命就是他这种尝试的集大成。他从天安门城楼超越中共和权力集团直接向红卫兵挥动军帽，就是他设计的结构之典型写照。为实现他设计的结构并使之保持长期有效，他给了底层人民"政治挂帅"的理论根据、"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护身符、"造反有理"的合法性、"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斗争武器直至进行"全面夺权"的可能性，号召他们都要变成"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反潮流勇士。在他的结构中，官僚集团头顶将始终笼罩着"群众运动"的威慑，并且通过"七八年一次运动"对官僚进行"吐故纳新"，保证其不蜕变为"修正主义"和"新生的资产阶级"。

这种乌托邦的失败已是有目皆睹，但是不能不承认其理想在底层群众中曾经具有并且现在仍然具有相当的道义感召力。毛赋予人民的造反意识和斗争手段，被那个年代的群众广泛接受和普遍使用。从年龄来讲，对那一套最为熟悉和善用的一茬人，恰恰就是今日沦落困境的"绝望者阶层"。他们对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保留某种程度的怀念，不仅由于他们曾居身虚幻的"领导阶级"地位，还有至少那个年代，他们眼睛所能看到的基层官僚确实大多夹着尾巴做人，今日的满目腐败在那年代少而又少。而毛以一人之力希图超度几亿中国人成为贤哲（"六亿神州尽舜尧"）的想象力和勇气，也使他在一部分中国精英眼中始终保持着超凡脱俗的人格魅力。

毛泽东以牺牲了几千万中国人的生命为代价，进行他力图成为名垂万古之历史伟人的社会试验。为了证实他的"天道"，他彻底地抛弃人道，他不吝惜牺牲个人，也没有公平可言。在他的试验中，凡被证明失败或没用了的立刻就抛弃（农民、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党内当权派、红卫兵、造反派……）。也许对于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伟人"心理，"天道"应该比"人道"重要，历史结果更高于眼前情理。毛泽东心目中的"人民"是没有个体的，只不过是给其伟业提供宏大基础的抽象概念罢了。法国大革命的名言："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换上他的"为人民"也是一样的。不过这里暂不进行价值判断，仅从对统治稳定之利弊的"技术"层面综观毛时代的意识形态，应该承认它是有相当说服力的，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亦与之高度符合、相互平衡并彼此加强，因而当时的整个中国才能被那意识形态征服，其对统治稳定起到的效果，可以从这样一个反面的例子中得到证明：在毛摧残了一百万知识分子（反右）、饿死了三千万农民（大跃进）、把整个国家搞到濒于崩溃（文革）的情况下，其政权还照样保持着令世界瞠目的高度稳定。

做为一种意识形态，毛泽东思想的失衡不是在其体系之内，而是在其体系与客观世界之间。他要把人性改造为完全无私的，这注定只能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幻想。这种失衡导致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劳动效率的极端低下。在与市场经济竞赛中，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都被甩在后面，而企图以思想革命和群众运动解决这一问题的中国，更是落到了后而又后。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不管其意识形态一时显得多么强大，最终一定不能坚持下去。

二、空壳意识形态下的专制与腐败

曾经被充分意识形态化的中国社会，保持稳定离不开意识形态的支撑，而执政集团的内部也需要靠意识形态凝聚。今天中国看似稳定，但是意识形态的空壳化本身就已经是严重的危机。不错，如果可以给社会各阶层不断提供充分利益，即使失去意识形态也无所谓。然而当已经没有利益继续提供的时候，再靠什么保持社会稳定呢？只剩下强力。

强力是什么？首先就是国家机器的"内部人"，他们靠有效的组织和对武器的垄断，才能以镇压之力维护对社会的治理和稳定。那么，这种稳定的前提首先在于内部的稳定，只有当"内部人"能保持忠诚并效力时，国家才具备可以用来稳定社会的强力。

而"内部人"的忠诚靠什么维系？显然，没有比意识形态更有效的因素。具有信仰性质的意识形态可以造就高度的意志统一、形成坚强的信心和维持强大的团结、以及产生敢于牺牲和乐于奉献的精神。这些品质对一个集团来说，是可以立于不败之地甚至无往而不胜的基础。当年的共产党曾在这方面曾达到过登峰造极的地步。然而今非昔比，它今天已经丧失了这种宝贵资源。

在其意识形态的解构中，意识形态的空壳化起了重大作用。把"实践"奉为唯一标准所导致的挂羊头卖狗肉，对于回避行为与意识形态的分裂固然聪明一时，却由此腐蚀了意识形态之所以可以立身的基础──信仰的真诚。"不争论"进一步导致了说一套做一套的言行不一，形成近年中国官场之一大特色——集体心照不宣地"打左灯向右转"。犬儒主义成了主流价值观，"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把戏被当作公开的游戏规则。官员们两副面孔毫无障碍地轻松转换，风气则是把任何对信仰的真诚和对理论的认真都视为可笑。

没有了意识形态，还能靠什么保证统治集团"内部人"的忠诚和效力呢？于是又得回到利益。在不能给社会各阶层同时得利的时候，就得更加倚重"内部人"的强力，也就是必须要用更多的利益去交换其效忠。如果有足够的利益，这似乎也是一条可行的路。然而问题一方面在于，原有的意识形态虽然已经成为空壳，却仍然存在，并仍需经常在口头上当作原则宣称，那就使得至少在形式上不能有太多利益，否则就不能与"人民公仆"和"奉献"的宣称相符；另一方面统治机器规模越来越大，提供太多的利益财政也不堪重负。所以现实的情况是，"内部人"从正常渠道得到的利益并不比普通百姓多很多。

那么用于维系忠诚的利益从哪来？不难想到的就是腐败。追求利益者的效忠效力，吸引他们的不在于那点工资，而是附加在权力之上的利益。那往往是工资的百倍甚至千倍。那些利益有合法的（符合规定的各种待遇），有非法的（贪污受贿、权钱交易），也有介于合法非法之间的"灰色"部分，但总之都是权力带给他们的。这一点不奇怪，官员首先是人，当整个社会都在使用"私"的机制时，唯独要求官员"一心为公"，在逻辑上是不通的。然而对失去了意识形态之自觉约束的官员，如果再没有一套完整的制度约束取而代之，那是不可能不腐败的。

无疑，当今高层认识到腐败的危害，也在不断加大反腐败的"力度"，所抓的"大案"、"要案"无论在规模和数量上都是空前的。但是在目前体制下，反腐败只是自上而下、以少制多，那是无法最终奏效的。即使历史上的封建帝王也一样反腐败。朱元璋的"剥皮实草"之暴烈远超过今天对腐败惩治的"力度"，又何尝阻止了明朝成为最腐败的王朝之一呢？

何况反腐败只能是有限度的。原因在于既然必须用利益"羁縻"失去了意识形态凝聚的"内部人"，如果再不让他们得到利益，只要求进行"奉献"，他们凭什么进行效忠就成了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如果真能彻底制止了官场腐败，结果必然是智商超过40的人都会投身别处去寻找私利满足了。这是失去了信仰维系的社会之所以不能真正消灭腐败的根本原因所在。

腐败失去民心，这是当前高层对腐败问题的主要担忧所在。其实还有另一个至少值得同样担忧之处，即腐败会导致政权的"内卷化"。这个数学上的术语形容这样一种情况：政权面对不断增强的社会压力而需要增强控制力，控制力的增强靠扩大国家机器，然而由于组成国家机器的"内部人"之腐败谋私，扩大机器并不能获得成正比的控制力，大部分用于扩大机器的支出将被新增加的腐败吞食（经常抱怨的"费大于税"即是"内卷化"之典型现象），新增加的人相当于又在内部增加蛀虫，由于扩大机器得到增强的控制力，很大部分又必须消耗在新增加的腐败所引起的那些矛盾和问题上。

如果说失民心还只能在理论上描述腐败对政权瓦解的趋势，更多地是道义否定，而不能定量地分析必然性，"内卷化"却可以非常清楚地说明为什么腐败一定瓦解政权。"内卷化"是一个恶性循环的边际效益递减过程，将使政权保持控制力的成本高到负担不起的地步，引起财政的破产甚至整个社会的经济危机。而且达到一定时候，即使还有继续投入的财政能力，加强控制力的效益也会接近于零，再也起不了什么作用。而若这时社会的不稳定还在继续增加，超过国家机器所能控制的程度，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执政集团丧失意识形态忠诚和信仰，还有另一个特点，那就是"内部人"的唯利是图所产生的投机性质。在有利可图时，似是铁板一块，一旦有一天没了利益，就可能顷刻之内众叛亲离。这一点，从共产党高官一夜变成共产党掘墓人的叶利钦式人物，在苏东变化中岂非比比皆是？毛泽东哲学中的破坏性、专制性和乌托邦特色，对旧社会可以破坏，但对新社会却很少有建设意义。利用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框架，即使仅仅只为反腐败和反不公，走下去的步骤也必然会重现毛意识形态的其他事物——阶级斗争、公有制、计划经济、大民主、反西方等，都会一环扣一环地再现。那无疑将是中国又一次劫难，因为即使毛的一套在中国还有思想基础，却已经没有可以令它全套体系回归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也不可能再靠它实现社会稳定，其结果因此只能是天下大乱。

……

回归毛的意识形态将是中国的灾难，那么继续固守其意识形态空壳之不智也就十分清楚。也许那从执政便利的角度可能还有用，问题却在于尽管只剩空壳，却一样可以被群众当作旗帜，并且成为他们以虚幻检验现实的尺子，所以这种护符之便利是以饮鸩止渴之隐患为代价的。

事实上，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自上而下地进行煽动和放纵，群众从来都不会是乐于"造反"的，往往走投无路才被逼到那步。群众运动的最大受害者从来是群众自身，能够避免群众运动本身就是群众的最大受益。从这一点出发，只要通过政治体制的民主化，给群众提供表达意见的合法渠道，使他们能够地参与选择和对权势集团的监督，就应该能够避免"经济文化大革命"那种可怕前景。人类已经创造出的民主法治之现代文明，已经具有使中国从"造反"老路上解脱的理论，不需要非让中国民众再度去选择毛泽东式的"大民主"。

中共领导者本能地对毛泽东保持血缘关系上的不设防心态，将西方民主视为主要威胁。六四后，中共把风波根源归结为西方民主思潮，确定了全力镇压民主活动和丑化民主形象的战略。它在这方面做的相当成功。苏东转型后的经济困难和社会危机帮了忙，民运内部的分裂和丑闻也起了作用。中国大众本来对民主就不甚了了，容易被"民主－动乱"一体论迷惑，为"生存权"而宁愿放弃"民主"。在九十年代的进一步资本主义化过程中，中国知识精英已不像八十年代那样被排挤在外，有了分羹可能。他们原本对民主的追求就有相当成分是因为未从改革受益，因此相当多的人放弃了八十年代的激进立场，开始唱革命有害论和民主过早论的调子。

然而，中共将群众从民主之路引开并促使其产生反西方（包括西方民主制度）情绪和对异议人士（包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厌恶，却不能同时消除人们对社会的不满，也没有使民众成为它自己的同盟，这时别无选择的人们只能把解惑和寻求出路的视线投向仅存的毛泽东，通过毛泽东的方式去发泄不满。

中共应该明白，89年/天/安/门运动中群众一方的极端和激烈并不是出自民主，恰恰是出自毛泽东。毛泽东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渗透在中国广大民众的血液里，成为集体无意识，随时都可能暴烈地发作。民主却被千年专制与中国民众隔绝得太远。天/安/门运动打着民主旗号，民主因素在其中却实在只如凤毛麟角。仔细分析，找出六/四时那些真正属于民主的因素，会看到它们无一不是在呼吁理智、妥协与尊重法律的。如果从天安门运动中看到危险和感到恐惧的话，应该做的绝不是消灭民主，相反，是更应该用民主去消灭毛泽东。那才是真的中国福音。

对今日中国来讲，重归毛泽东其实远比从事政治改革更为可怕。改革毕竟是理性的、宽容的、尊重法律和具有秩序的。在这方面，中国的上层阶级和精英阶层尤其应该意识到主动进行政治变革将给他们带来的安全和稳定。民主制度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法治原则、民意表达的程序化过程等，将同时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各阶层。不错，民主和法治将不再允许一党专政，但是它同样不允许群众专政，而对当今中国的上层阶级来讲，总有一天群众专政的威胁要大于一党专政对他们的保护。那一天已经不远。可以说，只有中国向民主与法治社会尽早的自觉转型，能够让他们在不久的将来免于身受"经济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