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按语：J先生是敝人的一位网友，看到他所写的《大寨观感》之后，我写了一条长长的评论，原想发表在他的文章评论栏中，然而，由于篇幅太长，不能发表在评论栏上，于是略作修改后，便将它发表在自己的博客中。
J先生您好：
看了您访问大寨的文章后，一种敬重之情油然而生——虽然，您文章中的一些观点，敝人不敢苟同。而您对陈永贵，对大寨村民昔日那段艰苦创业的历史所持的肯定态度，我却深表理解；您面对大寨的山水和风物所流露出来的情感；您对大寨现状的深切关注；您对大寨已故人物后代生活现状的关心，……都充分表现出一种高尚情操。——而这，正是我敬重您的原因所在。
当今中国，有些人在反思和批判毛泽东时代的极左政治路线之时，总是有违事实，完全否定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同志们，以及稍后一代革命者和建设者的美好初衷。——其实，任何人都不能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有无数在中国共产党内的中华英烈，是怀着振兴中华、富强祖国的崇高理想投身到中国共产党的行列，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行列之中的。这其中不但涌现出很多的英雄烈士，亦涌现出很多基层“好带头人”——例如您文中所提到的陈永贵、吴仁宝、郭风莲，以及在我脑海中印象十分深刻的山西劳模李顺达，河南七里营公社刘庄的史来贺，广东博罗县黄山洞的田华贵，河北的吕玉兰、耿长锁、叶颖芬，湖北浠水的饶兴礼，还有大名鼎鼎的禹作敏——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曾是中国新一代农民的希望。虽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的事业最终失败了，但是，后人没有理由用“成败论英雄”的庸俗历史观漠视、乃至否定他们曾经作出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尝试和经验教训——因为没有他们这一代人的尝试，后人就极可能要多走一段曲折的道路。前人失败的经验，往往是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所以，人们没有理由忘记他们曾经付出的巨大心血。更没有理由以另一种“冷战思维”看待毛泽东时代所发生的一切。
熟悉敝人的网民，有很多人可能意想不到：——每天被一些网民痛骂为“汉奸”、“卖国贼“、“美国鹦鹉”的李悔之，曾经是一位满脑子乌托邦幻想的理想主义者。作为农民儿子的我，十分喜欢读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时至今日，敝人还偶尔看看柳青先生的“创业史”！——这是我最钟爱、百读不厌的一部中国长篇小说。现在敝人不但读柳青的《创业史》，还偶尔读浩然的《艳阳天》！我对书中的梁生宝、萧长春（现实中的陈永贵和吴仁宝），素来怀着深深的敬重之情！——我，曾经屡屡把自己设想成是现实中的“梁生宝”，“萧长春”，陷入“假如我是梁生宝”、“假如我是萧长春”的幻想之中。……
然而，有一个严酷的现实常常令我痛醒过来：我所在的乡镇，在解放前，是一个粮食自给自足的乡镇。然而，自从一九五八年实行“公社化”之后，现实却发生了一个大逆转：——二十年间，每年有五个月时间要靠吃国家的“返销粮”！饥饿与残忍的阶级斗争，是那个时代留给我的刻骨铭心记忆。
然而，一九七九年实行“包产到户”后，奇迹发生了：当年，整个个乡镇便结束吃了“返销粮”的日子。有些农户还有余粮卖！
安徽省小岗村一年巨变的故事，更为全中国人民所熟知： 1966年至1978年，在总计156个月里边，小岗有87个月是靠救济度过的，共吃去救济粮114000公斤，比他们自产的粮食多出1/3；花掉救济钱15000元，比他们自挣的钱多出1/10。“集体化”那些年，社员经常食不果腹，每到秋收几乎家家外出乞讨。村里唯一读过中学的农民严宏昌回忆：20年人民公社，小岗减少了1/2的人口、1/2的耕地及2/3的牲口，每人年均产粮食由500公斤减至50公斤。……
而1979年大包干实行头一年，小岗村便实现了人均产粮575公斤，等于1966年～1970年五年的总和；当年人均产花生、芝麻等油料作物150公斤，等于过去20年产量的总和。过去连100斤花生的上缴任务都完成不了的小岗村，这一年居然向国家交了13.9万斤粮食，单花生就有3万多斤。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奇迹般的变化？——自从一九五八年实行“公社化”后，二十多年中，中央政府付出无数人力、物力扶持一些“社会主义新农村典型”；陈永贵、郭风莲、李顺达、史来贺、田华贵、吕玉兰、耿长锁、叶颖芬、饶兴礼等无数农民前辈精英，穷尽十几年，乃至二十几年的心血，带领农民兄弟“战天斗地”，结果是越斗越穷。——毛泽东时代的农民最后穷到什么状态？下面且举几例：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周恩来总理一次陪同外宾到延安革命老区访问，离别延安近三十年的周恩来，看到当地人民的生活贫苦交加，与三十年前没有任何变化时，流下了难过的泪水。……
前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在任安徽省委书记时的一段工作记录，更令人震憾——“看到农民临近年关，却在为没有一两白面，吃不上饺子而发愁，万里震惊了。他难过地说:"我的老家东平离这不远，在我们那里，就是在旧社会，穷人过年也要吃顿饺子，你看《白毛女》里的杨白劳，穷成那样，过年了也要给喜儿扎根红头绳，也要吃顿饺子呀！”……
党内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杜润生说过一句大实话：中国实行社会主义近30年，农民一天还吃不上1斤贸易粮，1958年～1978年 20年间，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平均收入年增长只有1元。
这是何等令人揪心的往事！
毛泽东以及他的战友们，以及陈永贵、郭风莲、李顺达、史来贺、田华贵、吕玉兰、耿长锁、叶颖芬、饶兴礼等无数农民前辈精英，穷尽十几年，乃至二十几年的心血，带领农民兄弟“战天斗地”，结果是越斗越穷。最终都不能解决中国人饿肚子的问题。“包产到户”只一年，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对此，确是令人感叹，令人嘘唏的。更是发人深省的。……
而一九七九年发生在安徽小岗村，发生在敝人乡镇的事情；而随后发生在安徽省故事、四川省的故事，再随后发生在全国的故事，难道不是制度战胜“好人政治”的典型例证？
上述历史离我们仅仅三十多年！
从您此篇和其它文章中可以清晰地发现：对毛泽东无限景仰的您，与许多良心之士一样，对“好人政治”予以太多寄望——所谓“好人政治”，就是由道德高尚的人来担任各级领导，管理社会，服务民众。这，就是古代的所谓“德政”。
而历史经验告诉人们：“德政”——即：“好人政治”，是靠不住的，因为再“好”的人，也会随着环境条件的的变化而变化。中国几千年历史长河中，究竟出了几位真正的“好人”政治家？——有“英主”之誉的汉武帝、唐太宗、唐玄宗、康熙皇帝，无一例外有“晚节不保”的问题。而毛润之先生的错误，更主要出现在晚年……而从陈永贵、郭风莲、李顺达、史来贺、田华贵、吕玉兰、耿长锁、叶颖芬、饶兴礼等前辈农民精英的失败教训中，更可以看出：好的制度设计，才是最为重要的！
而中国禹作敏和南街村的王宏彬的教训，更有力地证明了“好人政治”是靠不住的，——禹作敏最终沦为“土皇帝”的蜕变及人生悲剧，媒体早已揭露得非常明白。而王宏彬“挂羊头卖狗肉”的极端炒作手段，王宏彬像北朝鲜金氏政权控制国民一样控制治下的村民，以及南街村负债十几亿的困境，……等等，近年来也逐渐暴露在公众面前。
纵然是“好人政治”最成功的吴仁宝，其成功的背后也有太多“中国特色”因素！——在毛泽东时代，身为全国著名劳模、兼任多级领导职务的吴仁宝，便利用自身的雄厚政治资源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政治智慧”，明里搞“社会主义，暗中搞“搞资本主义，”在举国农民仍为饿肚子的难题一愁莫展之时，华西村利用地下小五金厂的巨额利润，已经悄悄完成了原始资本的积累。邓小平重新执政后，吴仁宝的成功背后，又有多少政治的因素在起作用？——华西村作为一个行政村，竟能得到香烟制造的特权，这其中说明了什么问题？；华西村作为一个村，动辄可以得到几千万、几个亿的货款，这其中又说明了什么问题……所以，吴仁宝的成功，既有吴仁宝的“德政”因素——即“好人政治”因素，但也有重要的中国特色政治因素。而吴仁宝事实上的领导终身制作法——将大权传予儿子吴协恩，更暴露出“好人政治”的严重局限性：——这种子承父业的作法，难道不是彻头彻尾的封建专制思想？
所以，如果说，当今中国，吴仁宝是一位成功的“好人政治家”的话，但他的成功模式也是绝难复制的。更不值得效法！
乌托邦的魅力是无穷，——从欧文开始，到列宁，到东欧，到毛泽东，没有一个不以失败而告终。当今中国，越南虽说实行的是“特色社会主义”，而事实上究竟实行的是何种制度，大家心知肚明，不去捅破也罢！当今世界，只剩下朝鲜和古巴算是“正宗”的“共产主义”国家。不过，这种“共产主义”，不知中国还有多少人向往？——纵然是乌有之乡的网民们，不知内心是否真正期望过那种“美好的生活”？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寄望于“好人政治”的同胞们，纵然是中国历史上几千年难遇的“大救星”毛泽东，在执政二十六年期间，不但没有建立起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绝对公平正义社会，”而且，在无穷尽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中，中国人民饱受精神和肉体的躏蹂和折磨，有无数国人同胞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主观上一辈子都为中国的繁荣富强而斗争的毛润之先生，也成了一位悲剧英雄——死后没有数日，妻子和侄儿以及几位昔日的“变法”者，也锒铛入狱。他的极端“革命路线”，理所当然被终止！……
毛泽东可不是“五百年”才出一次的“王者”，而是中国历史上千年，两千年才出一次的“马克思加秦始皇！”在文革期间，中国人都把毛泽东当成了天才，是没有缺点的完美的政治家。于是，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他的发言就是“最高指示”。谁反对他，就“全党共讨之，全民共诛之”，在精神上摧垮，在肉体上消灭。举国陷入一片红色恐怖之中，教训是何等惨痛！
“千年”才出一次的“王者”毛泽东尚落得如此悲剧，不知当今胸怀“鸿鹄之志”的乌有之乡“革命领袖”们，又有何能耐再续毛泽东的未竟之业？
对于毛泽东的悲剧，有些人总是用种种假设来表示叹息。其中有两种最常听到的声音：有人叹息毛泽东对党内的“走资派”邓小平一伙整得“不够狠”，也就是说，当年毛泽东要是能像斯大林对付托洛斯基和布哈林他们一样，从肉体上进行消灭的话，中国就不会发生“资本主义复辟”了；有人则叹息毛泽东挑错了接班人。……然而，这些叹息者却没有从另一个角度去分析和思考问题：假若邓小平一类“走资派”当年个个落得刘少奇一样的命运，以江青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江青在狱中乃称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最终执掌“革命大权”，当今中国，是现实中的北朝鲜和古巴，还会是军阀混战、战火四起的“新战国”？我看，两种可能性都极有可能！除此之外，很难设想中国会出现另一种乐观景象！——因为我压根看不到毛泽东之后，还会有那一位比毛泽东更“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能有“挽狂澜于既倒 扶大厦之将倾”的胆识和魄力。
前辈的教训是何等令人刻骨铭心，我们有何理由再重蹈覆辙？
所以，当今中国，不但需要认真反省“大救星”情结。同时，还要反省“好人政治”思想。古语云：“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现实世界中，好人总是相对而言的，绝对的圣人般的好人，几乎是不存在的。因此，如果将国家和民族的振兴寄望于“好人政治”，而忽视制度的设计和建设，中国必将再次陷入治乱循环的怪圈之中。
所以，“好人政治”是靠不住的。好的制度设计，才是最为重要的！尊敬的J先生，不知您有没有读过《真正的社会主义在瑞典》一文？我是向往瑞典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瑞典现在的执政党，也是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精神导师。瑞典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实行轮流执政，实行一人一票的选举。执政党干得不好，由人民决定它的命运。而不是像某些国家，执政党干得好坏，人民只能在网络上最低限度地表示不满。有时甚至这种权利也被剥夺。
总之，“好人政治”是靠不住的。我向往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而不是权力得不到监督、永远由一个党执政的伪社会主义制度。
《真正的社会主义在瑞典》一文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