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让邓小平失望的是：他三十多年前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中曾痛击的：“思想一僵化，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比如说，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实行一元化领导，变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现象，较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更严重了：上至省委书记，下至乡镇、居委会党委书记，都成了“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的“家长”。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和县委书记不但事实上成为同级行政首长的上司，甚至兼任“议长”——人大主任了。“权力高度集中”超过六十二年任何时期。 [阅读全文]

乌有之乡大门前的三条标语，表面看似“还处于单细胞生物的时代，”其实显露出高度的革命智慧：在在举国舆论聚焦重庆、B书记最需要舆论支持的时候，它及时喊出了“坚定不移地继续支持重庆民生路线”，“坚决反对西方反华势力和国内汉奸势力搞乱中国”，以及“强烈呼吁全国人大恢复宪法‘惩办卖国贼’条款并制定《反汉奸法》”的口号，并在网站内刊纷纷刊登声援重庆的文章，极力营造出一种“群众坚决支持B书记”的浩大声势……所有这些，既意在分散、转移分散举国舆论注意力，也意在改变王立军事件的性质，让斗争矛头转向“西方反华势力”、“国内汉奸势力”和“卖国贼”，以此减轻B书记的压力——最终使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至“坏事变好事！” [阅读全文]

在“敌我”意识日渐模糊的二十一世纪今天，薄书记竟仍然能保持着一种极为强烈、旺盛的“敌我”意识和对敌斗争观念，细想之下，令人不得不叹服薄书记的高瞻远瞩和英明无比的斗争智慧：凡遇到问题和矛盾之时，即“出点事”的时候，便及时亮出毛领袖“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杀手锏——“这个‘战场’是隐形的，但斗争是激烈的。”这样一来，问题的性质便往往发生质的变化——追究“出点事”责任人的责任，反思、查找“出点事”的根源，就很快转化为“严防敌对势力的捣乱和破坏。” [阅读全文]

“韩迷”们有欠理性的行为，应当引起社会广泛的反思：建立一个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多元、和谐社会，应当是社会各阶层群体坚持不懈的共同目标。换一个角度而言：当今中国的网络之争，是将来民主政治的“赛前演练”。为了实现建立多元社会之目标，为了日后能有一个高质量的民主政治体制，无论是精英名流和“公知”，还是不同政治立场的各阶层每一位普通成员，都要开始学会充分聆听、尊重各种不同意见和声音。尤其是秉持民主价值观的人士，更应学会正确面对“敌人”的批评和质疑。纵然是“造谣诬蔑，捏造事实，主观臆测，胡搅蛮缠，无所不用其极”的，也力求采取克制、包容的态度——“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只有做到这样，中国的民主才会有早日来临这一天。 [阅读全文]